追问二：如此严重的雾霾，污染源从哪来？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可怕雾霾的蔓延过程：11月26日夜间开始，雾霾肇始。

综合来看，全市的空气质量均已达到重度污染至严重污染水平。总体来说，近期北京的雾霾具有间歇性出现、持续时间较短、程度较轻的特点。

但在较重的污染环境下，雾、霾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互相会产生转化形成恶性循环，加重污染物累积。城六区小时浓度为281微克;西北部达到196微克/立方米;东北部上升至247微克/立方米;东南部较高达到391微克/立方米;西南部为305微克/立方米。8时的监测数据显示，除北部地区外，全市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重度污染至严重污染级别，其中，城六区和东南部污染较重，PM2.5小时浓度分别达到250微克/立方米和371微克/立方米。可以说，今年入冬以来京津冀及周边重污染天气持续时间偏长就与此有关。昨天，雾霾再次卷土重来，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和霾黄色预警生效中。

午后，污染物浓度继续累积。但随着扩散条件再次转差，后天雾霾或又见缝插针，空气质量恐再陷入重度污染水平。《京都议定书》只对发达国家的减排制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减排行动是自主承诺，不具法律约束力。

这对推进全球治理的发展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信心。中国在国内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其减排决心和力度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其次，《巴黎协定》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进一步确定为低碳绿色发展。

但这一进程的演变十分艰难。近年来，城市和企业在低碳发展进程中的表现十分抢眼。

在谈判的关键议题上，中方促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相向而行，达成妥协和谅解。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这种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这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尚属首次。（本文作者：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绿色经济是长期的战略性任务，关键在行动。第三，《巴黎协定》奠定了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谈判模式。但通过此次巴黎气候大会，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巴黎协定》将对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起到倒逼和助推作用。

第五，《巴黎协定》标志着国际气候谈判重心的转移，即未来谈判将从谈判宏大的机制转向谈判具体的低碳行动和政策。《巴黎协定》对此做了最佳注释。

同时邀请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发布关于1.5度目标的特别报告人们借助2℃，发明了碳预算(Carbon Budget)：要保证到了2100年升温不超过2℃，碳排放不能累计超过多少，现在还剩多少碳预算能排放。

如果按照最新承诺的减排措施重新计算呢?中国、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三大碳排放源，它们都在巴黎气候大会前作出了最新减排承诺。因此，卡洛?耶格总结道，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保住2℃的升温红线(保也不太可能)，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利用2℃寻求一个长期的温度平衡(比如2100年之后，升温不得高于XX℃)，毕竟短期超过2℃未必就是大难临头。接着1995年，德国一群气候学家向当时还是德国环境部长的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建议，防止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超过2℃，看起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经验法则，当时的气候学家之一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后来解释，2℃的红线是防止人类被带入一个人类数十万年从未经历过的高温世界中。世界在起着变化，要么等待更廉价的零排放技术的成熟，要么像NASA首席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说的那样，在农林业使用生物炭花40欧元，就能捕捉1吨的CO2。经过近两周谈判与一天延期，巴黎气候大会 (COP21)终于达成了历史性的减排协议。2010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大会(COP16)，2℃也是屡屡被人提及。

也就是说，如果要想把升温持续压在2℃以下，三大排放源留给剩余50亿人口的碳排放预算空间只有21%。那2℃到底还有啥意义?一些原本就讨厌2℃的科学家坐不住了，他们想放弃2℃，选择其他能拯救地球的选手。

例如联合国的IPCC会评估平衡气候敏感度(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这是指大气中CO2浓度如果加倍并达到平衡，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会发生什么变化。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不客气地指出，即使考虑目前新承诺的减排措施，到了2100年地球还是有可能升温2.7℃ - 3.7℃。

2℃的升温红线，从一开始就不是准确的科学预测因为它是由经济学家做出的。2℃的升温红线道理类似，不是说1.5℃或者3℃就不足以担当重任(如果能充分论证的话)，随着数十年来对2℃的批评、猜疑、辩解，2℃已经变成了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焦点，在现阶段它为气候大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激励作用，195个国家能够一致同意2℃，就是最好的证明。

除此之外，2℃也曾出现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例如2009年的G8会议，我们认同一个科学观点，那就是未来的全球平均气温比起前工业化时期，不应该超过2℃。但瑞典人和德国人的建议在科学上依然不严谨，因为气候预测模型给出的气温预测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范围。[地球已经升温1℃左右]巴黎气候大会 (COP 21)无疑是2℃最接近拯救地球的一次良机。协议中提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下，随着协议草案未获通过而石沉大海。

2009年，被称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 15)以失败告终美国、中国、印度、巴西拒绝签署《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1977年2月，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论文《控制二氧化碳的对策》中引用了当时前沿的气候科学研究成果提出，考虑到当前温度，地球不能再升温超过2℃(或者3℃)，不然就超出过去10万年的温度记录范围了。

这就好比欧洲许多城市把汽车限速定为50km/h，为什么不是47km/h或者53km/h?或者为什么不是10km/h或者100km/h?因为50km/h是一个焦点(focal point)，欧洲各个城市默契地在50km/h上达成一致，避免因为设置太多种速度而导致更多的交通事故。作为一个简单直接的政治目标，2℃把诸如平衡气候敏感度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专业术语，集中转化成了一个易懂的升温数字。

2℃的意义不在于控温，而在于谈判，毕竟它已经深入人心。那么为什么政治家要为2℃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2℃红线成了最近十几年气候变化讨论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目标?为什么政治家要寄希望于2℃这样一个看似草率的数字来拯救地球?2℃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它最初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

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里，最常出现的莫过于数字2℃：195个与会国家一致同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186个设立了自愿性减排目标)，确保[前工业化时期 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不超过2℃，并争取将升温控制在1.5℃内。IPCC在2013年《第5次评估报告》中估算了一个范围，如果大气CO2浓度加倍，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会上升1.5℃ - 4.5℃(高信度)。威廉?诺德豪斯的预测没啥影响力，2℃却缓慢地吸引着人气。既然IPCC的科学家们认为，1951-2010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的一半以上极可能(95%-100%)是由温室气体的人为增加和其他人为强迫造成的，并且升温会带来生态灾难，那各国政治家就讨论怎么限制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迄今为止IPCC发布了5份最详尽复杂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没有任何一份提议应该设置2℃的升温红线。如果现有气候模型是准确的，2℃的升温红线肯定是守不住了。

到了1990年，2℃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称，鉴于生态系统在历史气温变化面前的脆弱性，又由于把升温控制在1℃以内不太现实，就提出用2℃的升温红线来代替，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坏影响。诺德豪斯承认，他的2℃预测缺少科学依据。

既然在真实世界中，不会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冒着经济风险陡然减排，那么只能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但是2010年，德国波兹坦研究所的卡洛?耶格(Carlo Jaeger)撰文指出，科学界对2℃暂时还没达成共识，但是没有什么目标比2℃更适合用来谈判了。